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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人,山西省扶贫办原主任刘昆明的受贿名单

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 时间:2019-07-11 手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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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11月,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刘昆明滥用职权、受贿一案。刘昆明当庭表示认罪悔罪。

>关于滥用职权罪,检方指控:2012年,刘昆明为解决柳某某案群体上访问题,在未获得上级机关批准的情况下,让省扶贫办以职工秦某的名义出资,与武某、张某共同成立山西省强农苗木有限公司,并商定由强农公司统一向临县、石楼县等核桃产业片区开发项目县供应核桃苗,每株核桃苗加价1元,供省扶贫办用于解决群体上访问题。

当年8月,在未申报政府采购计划及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的情况下,刘昆明在汾阳市主持召开现场观摩会,要求各县同强农公司签订意向书,购买加价后的核桃苗。后各县用扶贫资金共购买7535168株核桃苗。2013年2月,被告人刘昆明从强农公司收回400万元,后上交国库。截至案发,仍有353.5168万元未追回,造成重大经济损失。

经过审理,法院认定,刘昆明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滥用职权,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,且情节特别严重,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。

关于受贿罪,据检方指控:1994年至2013年,刘昆明在担任省农业厅计划财务处副处长(主持工作),省扶贫办党组书记、主任,山西省晋西北、太行山革命老区开发领导组办公室主任职务期间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,为他人谋取利益,收受216人财物共计1039.85万元。

>新京报记者注意到,刘昆明案这216名行贿人中,分为4部分:因调动工作、推销煤炭而向其行贿的共有4人;为部队转业安置、人事提拔向其行贿的共有5人,都为山西省扶贫办工作人员;为使公司在扶贫项目申请、申报“两区”项目启动资金、获得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资格或省级龙头企业资格、资金拨付、贷款贴息等方面获得帮助,而向其行贿的共有114人;为所在市、县、区在获得移民指标、移民搬迁扶贫资金、片区开发项目资金、整村推进项目扶贫资金、项目申报、资金拨付等方面获得帮助,而向其行贿的共有93人。

其中,第三部分的114人,主要来自太原市、大同市、长治市、晋城市、朔州市、忻州市、吕梁市、晋中市、临汾市、运城市等山西10个设区市的公司老板,涉及农业、食品、肉制品等多个行业领域。

第四部分的93人,有91人为山西省各县(区)的扶贫办主任或扶贫局局长,另外两人为市级扶贫办主任:忻州市扶贫办原主任梁某和晋中市扶贫办原主任郝某。这93人同样来自上述10个设区市,有的县连续两任扶贫办主任向刘昆明行贿。行贿金额在一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。

据山西省政府官网显示,山西辖11个设区市,共有117个县级行政单位。也就是说,该省一大部分的县级扶贫办主任都行贿了刘昆明。

在庭审中,刘昆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罪犯罪事实及证据无异议,对指控的滥用职权的总体事实无异议,表示认罪、悔罪,请求从轻处罚,同时辩解,涉案受贿事实是其主动交代的,受贿所得赃款也是其主动上交的。

其辩护人也提出,关于受贿罪,起诉书指控的216起受贿事实,全部是在办案机关不掌握线索和证据的情况下,由被告人刘昆明主动交代的,办案机关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向相关人员核实并调取书证,最终得以查实,且被告人的主动交代对办案机关收集固定证据起了重要作用。

辩护人称,虽然立案决定书显示的是办案机关以受贿罪立案,但是调查的范围是关于滥用职权过程中的受贿行为,事实上该受贿线索对应的事实并不成立,在此范围之外,被告人刘昆明主动交代了216起受贿事实,应以自首论,建议量刑时给予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;被告人刘昆明主动交代后在短时间内积极退赃,并真诚悔过,符合刑法修正案(九)第44条规定的“在提起公诉前真诚悔过,积极退赃的,可以从轻处罚”的情形;被告人受贿次数虽然很多,但单笔金额不大,没有索贿情节,可见其主观恶性不深,在量刑时应予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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